年前,三十一岁的我被从镇团委***的岗位上,调整为副镇长。这本是一件好事,不成想,却成了我痛苦的开始。副镇长说大不大,虽说没进班子成员,级别也并没有变化,但因为是领导职务,也算是提拔了。尤其是对我这个三代从农的家庭来说,算是“绝无仅有”的开端了。公示结束后的那天,我特意把老婆孩子从城里接了,一起回了农村老家,把提拔的消息同父母说了。父母听了,都很高兴。母亲说,要做铁锅炖大鹅,父亲逮了一只下蛋的大鹅,剁了。他还把过年才用的劈柴拿出来一捆,填进土灶,炉火烧得旺旺的,把他那张干瘪皱巴的脸映得红彤彤。吃饭的时候,父亲开了一瓶叔叔给他买的泸州老窖,给我倒了满满一大杯。他端着酒杯,像和其他大人那样,和我碰了个杯。“致远,来,喝!多喝点。叨菜,来,叨菜…”父亲嘴里重重复着那些招待亲友才用的话。他对我的称谓,也从了乳名“二蛋”,变成了我大名的最后两个字“致远”。我内心掠过一丝复杂的暖流。……我记得,上一次父亲因为我这么高兴,还是我刚考上大学的时候。十多年前,我考上了省内的一所二本院校。尽管学校并不出类拔萃,却足以让父亲在亲戚中夸谈。送我上大学的时候,九月,父亲从外赶了回来,干了一辈子泥瓦匠的他,特意买了一双崭新的红蜻蜓牌皮鞋和一套不怎么合身的polo衫和西裤。送我走的那天,他一手扛着装满被子的蛇皮袋,一手拉着一个刚买的行李箱。我说我来拿一个,他连连摆手,说:“不用不用。”去往镇上坐班车的路上,他不停地和别人打招呼、散烟,一个大蛇皮袋并不影响他的动作,似乎有使不完的劲。“那啥,送儿去上大学。坐啥汽车?坐火车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