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前，三十一岁的我被从镇团委***的岗位上，调整为副镇长。这本是一件好事，不成想，却成了我痛苦的开始。副镇长说大不大，虽说没进班子成员，级别也并没有变化，但因为是领导职务，也算是提拔了。尤其是对我这个三代从农的家庭来说，算是“绝无仅有”的开端了。公示结束后的那天，我特意把老婆孩子从城里接了，一起回了农村老家，把提拔的消息同父母说了。父母听了，都很高兴。母亲说，要做铁锅炖大鹅，父亲逮了一只下蛋的大鹅，剁了。他还把过年才用的劈柴拿出来一捆，填进土灶，炉火烧得旺旺的，把他那张干瘪皱巴的脸映得红彤彤。吃饭的时候，父亲开了一瓶叔叔给他买的泸州老窖，给我倒了满满一大杯。他端着酒杯，像和其他大人那样，和我碰了个杯。“致远，来，喝！多喝点。叨菜，来，叨菜…”父亲嘴里重重复着那些招待亲友才用的话。他对我的称谓，也从了乳名“二蛋”，变成了我大名的最后两个字“致远”。我内心掠过一丝复杂的暖流。……我记得，上一次父亲因为我这么高兴，还是我刚考上大学的时候。十多年前，我考上了省内的一所二本院校。尽管学校并不出类拔萃，却足以让父亲在亲戚中夸谈。送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九月，父亲从外赶了回来，干了一辈子泥瓦匠的他，特意买了一双崭新的红蜻蜓牌皮鞋和一套不怎么合身的polo衫和西裤。送我走的那天，他一手扛着装满被子的蛇皮袋，一手拉着一个刚买的行李箱。我说我来拿一个，他连连摆手，说：“不用不用。”去往镇上坐班车的路上，他不停地和别人打招呼、散烟，一个大蛇皮袋并不影响他的动作，似乎有使不完的劲。“那啥，送儿去上大学。坐啥汽车？坐火车，